视频：大卫-普莱斯KO科斯塔

在这方面，一府两院组织法的一些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反思。

因此，从宪法实施的现实意义来讲，在现存的宪政状态之下，在全国人大之下设立专门的宪法监督委员会（宪法委员会）来担当宪法的守护者是比较合适的。在这些守护者之中，典型代表是司法国传统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及二战之后《基本法》框架下的宪法法院，它们对本国的宪法实施和监督发挥了特定的实效性，是比较成功的宪法守护者。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一项根本的政治制度，它很好地适应了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发展的需要，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规定性。鉴于此，就不要津津乐道现代宪法不会受到侵犯。实际上，这种说法不一定正确。如果守护者脱离宪法结构而存在，这样的守护者的命运会有两种结果：一是失去宪法赋予的规定性，守护者没有守护宪法的力量和能力，变成形式意义上的守护者。除此之外，马基雅维利、洛克和康德的政治学、伦理学所主张的国家与社会和公民的对立，以及法国大革命的历史都对黑格尔宪政思想产生较大的影响。

[29]合宪审查属于宪法监督的范畴，合宪审查是针对所要审查的对象是否违反宪法而进行的审查，也可称之为违宪审查。例如，瑞士实行由议会、政府和法院共同行使违宪审查权的模式。在《基本法》生效前的150年中，基本权利相当脆弱，甚至在纳粹时代被完全取消。

二、前《基本法》时代基本权利的发展 在三月革命时期(Vormarz era)即1848年革命之前，几乎所有的州宪法都已包含基本权利规范。因此，他们设立了联邦宪法法院。[1]它的判例法也已为不少在专权或威权政体解体后制定不同类型的自由主义宪法的国家提供了典范。作为客观原则的基本权利并不限于国家—公民的关系。

该院的裁判方法也对欧洲内外在威权政权解体后建立起的许多新兴的宪法法院或类似的裁判机构产生影响。在英语翻译中，两词都可理解为不可侵犯的(inviolable)，因此相互的区别就模糊了。

为《基本法》所禁止的目的将无法使侵犯基本权利的行为正当化。但是，《基本法》无法为基本权利实施过程中可能引发的所有问题提供答案。就像这些法典受到基本权利影响一样，整个德国法院系统也被置于联邦宪法法院的控制之下——至少在基本权利针对制定法的控制可至的最大范围之内。刚开始，侵权行为被界定为对某项基本权利保护的利益所造成直接的侵害，且侵权行为在法律上是专横和故意的。

由于它们并不存在等级次序，必须放在一起相互权衡。当联邦宪法法院判定某一部法律违宪，原因几乎都是违反比例原则。首先，法院必须判定某项基本权利是否受到国家行为的侵犯(这就要求对受国家影响的私人行为是否属于基本权利的范围以及该国家行为是否构成权利侵犯进行评估)。因此，联邦宪法法院经常要考查，在法律规则试图调整的领域，社会现实是否发生了变化。

魏玛时期的宪法著述在这方面提供了不少鲜活的例证。所有这些假设的总和(当然必须与宪法文本相契合)，通常被称为基本权利理论。

在吕特案中，作为解释对象的开放的私法条款是《德国民法典》第826条中的sittenwidrig(违反公共政策或不道德)这个词。为此，该院增加了如下不成文的条件，即只有对基本权利的适当限制才是合乎《基本法》的。

[17]由此，基本权利的保护不再存在断裂带。[10]这一现象可被如下事实所解释，即某一具体的解释方法并非探究某一个先定的规范文本含义的中立性工具。[28]这就导出通过程序保障基本权利这一概念，而不仅仅(要求)行政程序的结果必须与基本权利相一致。这一清单不仅包含自由权，还囊括了社会及经济权利。它们并不包含典型的法律规则所具有的常见的具体化程度，也不包含常见的如果—那么结构。结果，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自由主义精神，并最终失去了法律效力。

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只能非常限缩地界定人格尊严的保护范围而将所有其他问题引到更为具体的基本权利之中。在这一方面，差别是极为显著的。

基本权利被视为可能存在互相冲突的价值，它要求提供一个权衡的程序。当然，除此之外，在当时及以后，正式的法律修改也大量存在。

由于比例原则的存在，立法机关比适用该原则之前享有更为有限的自由空间。法院的组成人员经常变动，其工作效率也往往取决于手头的案件性质。

基本权利是对国家权力自愿施加的限制，其不仅先于宪法，而且也与任何公意无关。而unantastbar一词的字面译法应为无形的(intangible)，更好的译法可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sacrosanct)。但只有当这些限制提升整个系统的自由的情况下才能被正当化。不言而喻的是，对基本权利的每一种限制都需要一个制定法的基础。

例如，在劳动争议案件中适用《基本法》第3条第1款的平等权。相反，它仅保护人们生活的某些领域或某类行为方面的自由。

当然，这一问题在其他案件中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加以解决。相比之下，联邦宪法法院指出，基本权利不仅以防御权的形式运行，而且形成客观原则。

它不是由任何人所创造的。这一消减的兴趣立即对基本权利的解释产生影响。

部分是由于这一批评，该院在第二个堕胎案件中进行了纠偏。这完全否认了如下传统观点，即有些基本权利根本不具有法律效力，而另一些具有法律效力的基本权利则无法约束立法机关。处于光谱两端之间的地带则是政治过程的自由空间。法兰克福宪法从未生效过，计划中的宪法法院也仅停留在纸面上，而在复辟派取胜之后，权利法案也于1851年被废止。

法律规则确定(行政机关必须争取实现的)具体目标，并明确在此过程中必须考虑的一些因素。在此案中，前基民盟政客威廉•艾尔弗斯(Wilhelm Elfes)——此人后来对该党提出强烈批评，又率联邦政府代表团出访国外(特别是东欧)——被拒绝签发护照。

基于上述理由，奥地利宪法法院判定，与德国改革相似的奥地利刑法改革是合宪的。这些权利在德国也未被作为人权对待。

因此，德国基本权利否认其自身源于自然权利。核能利用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